菌种保存环保与发展并驾齐驱,看他们怎么做的!-冀州环保发布

2019年07月16日

环保与发展并驾齐驱,看他们怎么做的!-冀州环保发布


东莞市麻涌镇
曾因严重化工污染
被称为“臭泥塘”
经过环境整治
转型为“珠三角最美水乡”
站在麻涌华阳湖边
51岁的麻涌镇副书记
陈文龙
总会想起18年前初来此地的景象

环境整治前,麻涌镇华阳湖周边建满了禽畜养殖场,而且水污染严重,鱼类大量死亡,严重时,清污船都开不进湖。
泥塘边鸡棚、猪窝交织,垃圾成山,刺鼻的气味钻入鼻腔。他没走上几步,鞋上的黑泥外,又覆上湿漉漉的烂泥。几位路人掩面,快速从他身边跑过。年少时陈文龙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都破碎在脚下的泥泞里。
东莞麻涌镇,立村于宋。因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的河涌而得名。发达的水系本是优势,但随着工业化加速,污染也随之而来。近年来,麻涌经历了环保风暴下的阵痛与巨变。黑臭水蜕变为国家湿地公园,经济效益翻番。因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广州后花园。
“如今我们环境准入门槛很高,企业来投资,钱可以留下,污染,绝不可以。”陈文龙说。麻涌样本,已成为我国环保与经济发展共生的缩影。陈康堤
“龙须沟”变最美水乡
“南方的腊月天气,太阳分外温柔,分外美丽。清晨,东涌村好像穿上一件多彩的新衣木藤亚也,金色的阳光,翠绿的蕉林,银光闪闪的河水,都是色彩鲜明、饶有生趣。”在长篇小说《香飘四季》中,著名作家陈残云如此描述麻涌。
上世纪50年代,陈残云到东莞麻涌体验生活。他光着脚板走遍了河道交织的村落,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收集了大量素材,创作出这部在岭南地区家喻户晓的作品。他书中描述的麻涌,是一个鱼米水乡。
2000年初,麻涌在工业化的浪潮下迅速转型。由于公路交通不发达,落地麻涌的多是化工、印染、电镀、皮革等污染企业。当时在麻涌境内的华阳湖周边李含冰,分布着漂染、电镀等100余家污染企业。河道淤塞、发黑发臭,已无水乡踪影。严重时,清污船都开不进去。
“龙须沟”、“臭泥塘”成了麻涌的代名词。

2013年,麻涌镇政府决心整治环境。借势东莞提出“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的战略部署,麻涌逐步关停了112家污染企业,累计清拆非法禽畜养殖场223个,共16.5万平方米。
为整治河道,麻涌以华阳湖为中心,对150万立方米的河涌清淤疏浚,整治河滩新造农地500多亩,建成了22公里独具岭南特色的水上绿道。
如今,华阳湖水质从劣5类恢复到3至4类,当地空气优良天数从2013年52.3%提升至2017年88.6%。华阳湖已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年均接待游客300万人次。
当年的东莞“龙须沟”蜕变为“珠三角最美水乡”。

环境整治后,华阳湖已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年均接待游客300万人。供图/麻涌镇政府
环境好了,土地也在升值。华阳湖湿地公园西侧的印象水乡项目共116.41亩地,此前租给工厂,租金每月每平方米0.8元,如今租给商铺,月租提到了8元,翻了10倍。麻三村临湖一块32亩的土地,租金从原来每月每平方米1元涨到45.5元,每年为麻三村带来1223万元的租金收益。
陈文龙给出的一组经济数据更直观地展现了“关停污染企业改善环境”后的效果:2017年,全镇生产总值为220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50%;税收总额为40.5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53%董智芝。
转型并非顺利,短期内经济有所下滑,不过麻涌下决心,不能要黑色的GDP。陈文龙说,由于转型早,近两年中央环保督察不断深入,麻涌的环保压力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大。“总归都是要爬到山顶的,一开始爬的时候比较早,到最后就会比那些一开始松懈的人轻松许多。”他说。
转型期的阵痛
距麻涌40公里左右的广州增城区新塘镇,也曾经历过麻涌转型的阵痛。
关于新塘镇的一种说法是,全球每销售3条牛仔裤,就有1条来自新塘,牛仔服装是当地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统计显示,在牛仔服装产业发展的高峰时期,新塘镇每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能达到480亿元左右,贡献了增城区近三分之一的GDP。
但牛仔服的水洗漂染过程,带来大量污染。“家里全是黑毛絮,臭气熏天,都不敢开窗。”家住新塘环保工业园对面的吴彩云2009年搬过来,为了解决工业园影响周边的问题,吴彩云多次向环保部门投诉。
问题在今年得以解决。
新塘镇常务副镇长罗明回忆,服装加工厂多的时候,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后来由于村民对水污染意见大,就集中把印染和水洗厂搬至环保工业园。
2016年12月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新塘环保工业园被投诉了30余次。督察组交办问题后,工业园整治被列为全区“1号工程”。经过梳理,园区内共有洗水和漂染企业68家、油库企业8家,总计76家,涉及经营主体289个,近4万名工人。
关停分为“三步走”,其中,为降低环保整治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让企业做完最后一批订单后,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批53家企业,放在了第三步。春节前给工人结清工资后,也正式关停。
新塘镇镇长潘国坦言,从短期影响看,关停76家企业,直接导致新塘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减少了30.59亿元。
增城区发改局总经济师朱建辉认为,新塘镇牛仔服装产业的高峰期在2011年,之后工业产值逐年下滑。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下降到116亿元,只有当年的四分之一。据他分析,产值下降很大程度因为市场,“牛仔服装属于低端产业,近年人工和土地成本上升,利润不断下降,工业园本身也在进行自我淘汰”。环境整治就像是“催化剂”,加速了工业园自我淘汰的过程。
“短期内,转型必定带来阵痛。”潘国说。污染企业关停后,腾出的旧厂房正在招商,目前已落地两个孵化器。
“病与药”之争
麻涌、新塘的“阵痛”与“转型”,实则是新时期环保与发展协调共生的一个缩影。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否相互影响、“不可兼得”,多年来争执不断。两者的关系,在每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有分析认为,起初,为了经济发展,各地欠下了不少“环境债”。人们认为,两者必然对立,环境污染被看作是谋求高速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本。换言之,经济发展必然牺牲环境。等经济发展起来了再来治理环境问题,又兴起“必然影响经济”的论调。
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一直被业界称为“病”与“药”的关系之争。
2017年发生的舍弗勒事件,是近年来“发展与环保”之争的一个典型案例。
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大型德企,2017年9月14日,该公司向上海经信委及浦东新区等发函求助,称其原材料供应商上海界龙金属拉丝有限公司因环保问题将被关停,公司面临供贷危机,并称此问题将导致49家车企、200多款汽车或因此停产3个月,将造成3000亿元的产值损失,还称“局势十万火急,恳请给予3个月缓冲期”。由此,关于“环保冲击实体经济”的质疑和担忧之声,再度泛起。
最后调查发现,界龙金属拉丝有限公司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长期存在大气和废水超标排放问题,且不符合浦东新区产业定位,早在2016年12月就被列入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淘汰关闭类”名单,明确于2017年9月底前实施关闭。
有专家认为,舍弗勒发函求助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借舆论向相关部门和地方施压,夸大环保影响经济的事实,给环保事业和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15年以来刮起的中央环保督察风暴,也让一些人选择性地放大督察对经济的影响,甚至将经济下滑的“锅”直接甩给环保督察。
今年10月中旬,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宁夏反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意见时指出,自2017年9月起,自治区经信委分析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时,多次将医药行业增加值下降归结为“受环境保护督察影响”。2018年6月15日,自治区经信委在自治区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上再次汇报指出:全区因环境保护整治停产、限产企业106户,影响全区增速4个百分点。督察组在通报中措辞严厉:自治区经信委承担研究拟订全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职能职责,却将环保整治视作全区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严重,特别是通过环保“背锅”,试图推脱自身责任、干扰政府决策,影响十分恶劣。
2017年10月,环保部部长李干杰回应“生态环境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间是否有矛盾”时表示,加强环境保护,会对企业产生局部的、微观的影响,但从长远看、从宏观看、从大局看,加强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经济是正相关的。加强环境保护既要打攻坚战,又要打持久战。
“一刀切”的锅
事实上,“环保影响经济”的观点,一部分也来自地方政府“一刀切”的懒政。
今年11月力王中王,中央环保督察组连续通报了多起治污“一刀切”的案例。其中,陕西宝鸡为应对国家监督检查工作,一些县区对刚刚排查列入“散乱污”清单的企业,全部实施停产整治,并对部分企业强行拉闸断电。特别是8月20日督察组进驻后,当地一些县区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集中切断有关企业的供水、供电,至9月14日,全市排查列入“散乱污”清单的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其他一些企业也因殃及而被迫停产。
2017年底,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曾表示,个别地方担心督察问责,不分青红皂白,采取紧急停产、停业等简单粗暴“一刀切”的方式应对督察,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这是对中央环保督察的“高级黑”。
对于“一刀切”,生态环境部曾多次发声明令禁止。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中央环保督察决不允许“一刀切”,若发现将严厉严肃地追责问责。对于平常不作为、到时候又乱作为的情况,要坚决遏制。
今年6月,生态环境部制定出台《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8月30日,该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对环保督察执法方面如何避免“一刀切”再次提出要求。意见指出,各地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中,严格禁止“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坚决避免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借口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
随后,河北、甘肃、河南等省份,纷纷出台省级严禁环保“一刀切”的专门文件。
今年10月底的全国生态环境系统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李干杰再次强调,严格禁止“一刀切”、保护合法合规企业权益。生态环境部将出台一个更加详尽的坚决禁止环保“一刀切”的文件,组织两个环保“一刀切”专项检查,并查处通报一些典型案例,发挥警示作用。
“环保‘一刀切’是环境与经济双输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位经济学专家表示,凡此种种“一刀切”行为,是懒政、惰政、怠政、庸政的表现,既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也违背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心,还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切”掉了、透支了政府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
在一些地方,“环境好了,发展也好了”。
“几十年不联系的亲戚,都回来了。”站在麻涌华阳湖边,陈文龙笑着说。
在外打拼20年的林沛春2015年回到家乡麻涌,开了个特色美食店。“环境好了,游客多了,生意忙不过来。”她说,老家发展很快,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愿意回来。
对话
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吴舜泽
“转型会有阵痛要有战略定力”

新京报:
为什么会出现“环保要求加严,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
吴舜泽:
分析来看:
一是经济下行找背锅侠,或者错误找原因,推卸责任,这个影响最大,可能误导出台错误政策;
二是利益相关者的反弹或者绑架舆论;
三是对依法常态化监管不适应,把过去的“宽、松、软”当做正当的;
四是一些地方和行业简单粗暴、扩大化确实有影响,给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了影响;
五是炒预期,一些金融从业者特别是一些期货从业者往往把环保政策作为拉动商品价格变化的“卖点”。

新京报:
环保执法常态化下,经济究竟会受到哪些影响?
吴舜泽:
必须承认,越是粗放的发展,越是违法严重的企业,在依法常态化监管下,受的影响就大,反之亦然。必须承认,污染防治攻坚战不可能不对黑色增长、偷排漏排的企业经济效益造成影响,但这是局部的、个体的、短期的。要理解过去那种企业偷排赚取利益、生态环境受灾、百姓受害、政府买单修复环境的恶性循环,不是发展的本质特征。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全面融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但一些地方还存在说起来与做起来、发展和保护“两张皮”的现象,“舍弗勒事件”“环境督察执法影响经济增长”等事件和声音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环境与经济关系还未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倒逼到内化、从外挂到融入的根本转变。

新京报:
为什么会出现环保政策“一刀切”现象?
吴舜泽:
“一刀切”一种是地方政府平时不作为、管理没到位,为了迎接检查,突击关了一些企业,企图掩盖问题,是乱作为。究其根本,还是停留在把环境保护当作可有可无的过去式。
另一种是地方对于标准、政策等了解有限,基层管理人员水平有待提高,为了所谓公平就全部关掉,不考虑环境绩效导向。分析来看,地方工作力量配置和目前任务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事太多、工作节奏太快,没有时间思考怎么分类推进,有时也缺乏精准施策的能力和水平,这也是客观实情。
还有一种现象叫以停代治,先停再说,一律关停,主要是考虑自己乌纱帽因素较多,强调政治正确,强调自己决心大、调门高。这种情况是不少地方领导实施一刀切决策的主要驱动力。最近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搭环保便车解决其他问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执法扩大化和“一刀切”现象。

新京报:
这种“一刀切”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吴舜泽:
“一刀切”影响经济发展的声音,反映了对个别地方政府行政方式粗暴的极端不满,需要引起重视。目前这方面的情况大幅度减少,但影响恶劣。特别是叠加了经济下行、“资管”新规等多重影响的小企业极易成为“先停后治”等“一刀切”的对象,需要对小企业特别关注,避免个别地方简单粗暴行为放大环境管理的负面影响。

新京报:
长远来看,环保以及执法常态化,将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吴舜泽:
环保是促进中国经济换挡升级非常重要的动力,会带来企业竞争力正向效益的提高。只要依法常态化监管,只要提前有序发布环境要求,就会产生传导效应,避免劣币驱逐良币。这实际上是对加强技术进步和内部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企业最大的支持。正如日本每一次能源方面革新都与世界能源危机紧密相连一样,环保标准的逐步提高也能倒逼地方由高速向高质量转向。这一转型会有阵痛,要有战略定力。

“以前从没想象过,金桥可以那么美。”
在金桥工作了十余年的唐方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她是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环保负责人之一杰娜改文小说。
从一个20多平方公里的小小开发区
到如今贡献了上海市浦东新区
超过1/4工业产值的
先进制造业示范基地
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走过了一条不平凡之路
近年来,金桥开发区把绿色低碳作为产业发展的新主题,由达标排放到节能减排,再跨越到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建设国家生态示范园区期间,建成了上海最大规模的企业间水资源梯级利用和全国首个电子废弃物工程技术中心两个示范工程。
“有人认为,环境保护必然会对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但金桥开发区用事实告诉大家,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同时拥有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金桥管理局副局长马淑燕自信满满地说道。
可口可乐织起中水回用网
在金桥开发区,有着上海最大规模的企业间水资源梯级利用工程。每天,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几条管道,向园区内的“邻居”上海夏普电器公司、诺基亚通信公司、理光公司等企业输送中水。
上海申美是可口可乐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灌装工厂。上海申美制造部总监骆超说,可口可乐生产、灌装用水需求非常大。据统计,上海申美金桥工厂每年的用水量高达120万吨。其中,每天会产生近千吨废水。
“以前,这些废水都直接排放到城市污水收纳管道。”骆超说,几年前,上海申美意识到这些废水的可利用价值,斥资建设了一套中水回收系统。
“从经济的角度看,再生水的成本最低。从环保的角度看,污水再生利用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水生态的良性循环。”骆超表示,中水回用,不仅可以大量减少自来水的消耗,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污水总量,缓解了对水资源的污染。
骆超介绍,“通过将废水回收,并经由专业的设备过滤,最终排出的水水质COD符合国家三级排放标准。”项目建成初期,这套中水回收系统每天可以处理2000吨生产废水,被引导至厂区内用于绿化灌溉、车辆清洗及冷却塔运行。即便这样,上海申美每天只能消耗掉500吨中水,“还剩1500吨无处可去,白白冲进河里,实在是太浪费了。”
上海申美主动找到了金桥管委会,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发现,金桥开发区内许多企业都有用水需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2012年,金桥开发区开展了水资源梯级利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2013年,项目一期工程——上海申美到夏普电器公司中水工程完工并通水,项目的实施受到园区企业的好评。
截至去年加仑炎龙,上海申美一共完成了四期项目建设,通过项目的实施,每年可向周边企业提供10万吨中水,完成了金桥开发区的中水梯级利用网络建设。据统计,上海申美共回收中水约50万吨,向周边企业提供约14万吨中水,夏季中水利用量每天最高达800吨。
“自来水的原价是5.8元/吨,我们向园区内企业提供的中水每吨只收取2元,不仅弥补了中水成本,也降低了用水企业的支出,还起到良好的节约用水示范作用。”骆超说,“现在,每年节约的排污费就有100多万元。”
骆超表示,企业享受排污费减免,下游企业又能低价购买到中水,而政府又减轻了水体污染的风险,上海申美的这套中水系统可谓实现了“三赢”。
多领域形成示范效应生态工业链
无独有偶,在金桥开发区,全国首个电子电器废物回收信息化与处置标准化工程技术中心作为“两山”实践样本,菌种保存也创造了不凡的成绩。
据唐方介绍,金桥开发区作为上海制造业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有企业万余家,其中制造业企业有2000多家,重点排污单位50余家,包括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家电、电子信息、生物医疗等传统企业。“园区内的传统制造业每天都产生大量废弃物,如何有效处理它们并资源再生利用,一直是个难题。”
经过一系列探索,金桥管委会成立了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据悉,2012年,原环境保护部正式批准金桥集团建设全国首个电子电器废物回收信息化与处置标准化工程技术中心,推进电子回收产业化,建设示范工程,发挥对行业的技术扩散、辐射作用。
中心的车间内,各拆解线都在紧张而忙碌地工作着,操作人员首先拆除了外框金属放入回收篮,然后将显示屏放到专门的仪器中进行加热,“这样做是为了使显示屏内的两层玻璃因热膨胀而分离。”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褚永怡解释道,拆解废弃显示屏时会产生一种有毒物质——荧光粉,而中心为此特地加装了荧光粉吸取设备和除尘设备。
据了解,中心年处置各类电子废弃物已达到100万台,约1.5万吨。
自2012年起,中心秉承“互联网+回收”的理念,先后启动了兼具物联网、电子商务、信息化、低碳产业等特点的物联网电子废弃物回收服务体系项目建设,铺设了覆盖全上海的智能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建立了“阿拉环保”回收平台、“回收宝”APP等多种线上回收方式,并与阿里集团合作,推出了“垃圾分类回收”服务;同时,中心每年开展550多场线下回收活动,宣传环保回收理念,回收电子废弃物各种可再生资源。
褚永怡表示,目前,园区内的电子废弃物均由这一企业负责收纳处置。“同时,我们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实现了对全市的业务辐射。”
据统计,截至目前,企业总计回收五大家电224万件、各类小件电子废弃物2430万件,成为全上海废弃电子物回收行业中的先进典型和标杆企业。
“这些都只是金桥开发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个缩影。”马淑燕表示,近年来,园区在固废、水资源、能源利用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多条在上海乃至全国具有示范效应的生态工业链。
“未来,园区还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实施重点节能减排工程,推进技术创新、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及循环经济发展,把金桥开发区建设成高科技、复合型、生态化的国际一流水平新型经济技术开发区,真正做到让环保、经济比翼双飞崔二侉子。”马淑燕说。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新塘环保工业园内的76家企业
在中央环保督察之后
实施彻底关停
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利用地缘与交通优势,加上污染企业关停后充足的土地资源,在增城区建设“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之城”规划中,新塘镇担负起重要角色。

富士康超视堺第10.5代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 (资料图片)
“下个月,我们的孵化器项目就要动工了。”11月21日,周伟健在空旷的厂房边说。
周伟健曾是广州市创景漂染有限公司的人事行政总监。因为污染问题,创景漂染去年底被关停。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寻找着转型出路。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环保工业园里,包括创景漂染在内的76家企业,在中央环保督察之后实施了彻底关停。转型升级,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一道生存“考题”。
一园便知“天下秋”
新塘镇位于广州与东莞的接合处,镇内河道纵横交错。这里曾是声名远扬的“中国牛仔之都”。当年,全球每销售3条牛仔裤,就有1条来自新塘。这里每天有成千上万款牛仔服装经由临近的海关、码头输送到世界各地。然而,与牛仔服装生产相伴而生的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
新世界花园小区与新塘环保工业园仅一涌之隔,业主吴彩云曾多次参与投诉新塘环保工业园企业臭气和飞尘等污染问题。
吴彩云说,2009年她刚搬到这里时,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酸臭的味道,那是漂染废水的气味。而制作牛仔布产生的棉絮,则像柳絮一样到处乱飞毛琳微博。“那个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吴彩云说。
2016年12月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漂染企业集中所在地——新塘环保工业园被重复投诉了31宗,占整个增城区交办案件的26%。几个月之后,该工业园被广东省委政法委、省综治委挂牌整治。
新塘环保工业园整治被列为增城区的“1号工程”。经过梳理,该园区内共有牛仔服装洗水漂染企业68家、油库企业8家,总计76家,按照“三步走”的安排实施停产。“这其中,76家企业指的是有76座厂房,实际上由于分租等原因,这个工业园内共有经营主体289个,工人近4万人。”新塘镇镇长潘国介绍。
为了降低“急刹车”带来的损失,这76家企业的停产分“三步走”进行:
? 2017年9月10日,5家油库率先停产;
? 2017年12月31日,18家手续不全、生产条件较差,又已完成“圣诞订单”的企业随之停产;
? 到了2018年2月10日,最后一批,也是最大一批的53家企业,在春节前给农民工发放完工资后,也正式宣告停产。
阵痛与渴望交织
环境的改善立竿见影。
根据新世界花园小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实时在线监测数据,2018年1月份至10月份,小区环境空气质量未出现臭气超标情况。新塘镇1月份至10月份优良天数达到235天,同比上升1.29%。
此外,有关环境问题的信访投诉量大幅下降,相较2017年1月份至2018年2月10日的838宗,2018年2月10日停止排污以来,新塘环保工业园的投诉件仅有14宗。
76家企业的关停,对新塘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数据显示:76家企业的停产,直接导致新塘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减少了30.59亿元。同时,上下游受其影响共同停产的还有73家企业,导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减少了33.71亿元。再加上受此影响减产的企业,又减少了10.5亿元的工业产值。三项加起来总共有74.8亿元之多。
关停76家企业对新塘经济是不是“不可承受之重”?
新塘镇常务副镇长罗明认为,这是一个阵痛,是任何一个传统工业聚集区在转型中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
对此,增城区发改局总经济师朱建辉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他介绍,新塘环保工业园发展的高峰时期是在2011年,当时整个工业园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480亿元。但从那以后,这一数字就逐年下滑,到了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已经下降到116亿元,只有当年的四分之一。
“牛仔服装产业本身就比较低端,生产环节粗放。加上这几年新塘的人工成本、土地成本都在上涨,生产牛仔裤的利润越来越低。所以工业园一直在走下坡路,就算没有环保约束,产业也会进行自我淘汰。”
在朱建辉看来,中央环保督察相当于催化剂,让市场自我淘汰的过程加快了。“本来可能要慢慢退出的,现在则提前了好几年。”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黄金走廊的新塘镇隐约看到了新的商机。潘国认为,没有落后产业的退出,“腾笼换鸟”就不可能很快实现。“如果不腾出笼子,我们用什么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哪里有空间和土地去吸引更好的东西进来?”
腾笼换鸟在即
当一些洗漂企业远赴他乡、寻找成本更低的“热土”时,增城吹响了建设“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之城”的号角,新塘将在其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2018年,新塘镇已经接洽了几十家企业。用潘国的话来说我的越战,新塘不能“饥不择食”。“笼子已经腾出来了,如果又随随便便找来一只麻雀,那就产生不了多大的效益。我们更希望找一只老鹰进来,老鹰偶尔飞出去还可以抓几只小鸡回来。”
“未来发展空间很大,腾出来的土地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事。比如,我们引进了富士康,以它为中心,将来可以形成一个产业集群。”朱建辉说。
增城区富士康第10.5代全生态产业园区项目总投资600亿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项目于2016年12月签约,2017年开始动工,计划2019年8月完成设备调试并试产。
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建设。增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建设局局长李能坚说,这一项目预计2019年10月实现量产。量产后,项目年产值将达900亿元,年纳税额达40亿元,围绕该项目将形成一个千亿级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许松辉介绍金如贞,由于地缘与交通优势,再加上产业用地资源充足,新塘正在谋划新塘环保工业园及周边区域整体升级改造,腾挪低效产业用地、盘活村集体留用地,打造城市新的产业节点和新的景观空间,建设广州东江新城创新发展区。
发展蓝图对新塘人来说是一种激励。目前,周伟健所运作的孵化器已经洽谈了二三十家企业,从教育、影视到电商,总之,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都被拒之门外。对于他来说,转型升级,必须要跟上新塘的节奏。

11月30日~12月3日
在雾霾再次席卷京津冀
及周边、长三角区域
和汾渭平原的时候
上海市连续四天
空气质量为“良”
就像一片灰霾中一座蓝色的孤岛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

今年1~10月,上海市PM2.5月均浓度35.6微克/立方米,接近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35微克/立方米。
这座拥有百年工业历史的老城,经过数年的探索和转型,走出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环境指数和财政收入都彰显了探索的成效。
从“工业锈带”到知识经济基地
旧上海鱼市场(中国第一海洋鱼货市场)、原杨浦海事局、祥泰木行旧址、明华糖厂旧址……沿着杨浦南段滨江岸线漫步,这些历史建筑无声地诉说着上海的百年工业文明历史。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的上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工厂——上海机器造纸局就坐落在杨浦区(原杨树浦)。随着杨树浦工业带的兴起,中国第一座自来水厂、第一座煤气厂、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拥有最多船坞的船厂等工厂逐渐占据了杨浦滨江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里,工业文明在杨浦滨江地区经历过兴盛,也曾面临衰败的威胁,这一带也因此被称为“工业锈带”。
“在转型以前,杨浦区的工业产值占上海市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基本都是市属国企、央企等大中型企业,很多工厂员工人数上万。”杨浦区发改委副主任蒋勤介绍。
持续百年的工业发展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杨浦区环保局局长赵阳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上海化工厂、上海煤气厂等都坐落在杨浦滨江地区,都是燃煤大户,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大,此外道路扬尘月均达到24.8吨,这些都对大气造成了污染。“当时白衬衫穿一天领子就黑了。”
此外,杨浦滨江地区还集中了上海半数棉纺厂,污水直排黄浦江,对水体造成了巨大污染。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实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蒋勤介绍,杨浦区重点推进以锻造、铸造、电镀、热处理、有色金属、纺织、化工、出版印刷、船舶制造等“两高一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行业企业的调整,全面推动实施关停搬迁,为产业发展留出空间。“把1200家企业减少到200家,60万产业工人减少到6万,工业产值从占GDP25%减少到3%。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蒋勤表示。
2003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做出建设杨浦知识创新区的重大决策,杨浦由此开始从“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创新杨浦”的转型。
蒋勤介绍,自从“十二五”以来,包括先进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文化创意、新能源等领域的“两个优先”(智力密集型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增加值增速年均保持15%以上,西门子、德国大陆、耐克、汉高、李尔、AECOM等一大批跨国企业总部机构、研发中心落户。2018年上半年,杨浦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5.1∶84.3,与“十二五”初期相比,三产占比提高了7.8个百分点。
“2002年,杨浦区财政收入17亿元,2017年,财政收入达到119.5亿元。”蒋勤介绍,自“十二五”以来,杨浦区级财政收入增幅始终位居上海中心城区前列。
产业结构的改变,带来了环境的改善。赵阳介绍,今年1~10月杨浦区PM2.5月均浓度接近35毫克/立方米,道路扬尘月均下降到4.6吨,“当然今年也有‘天帮忙’,台风多,将很多污染物吹走了。”
在水污染治理方面,赵阳介绍,棉纺织厂等排污大户基本都关停、外迁,沿河所有排口全部关闭;目前杨浦区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81.8%。此外,2011年至2017年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累计下降29.69%,超额提前完成规划目标。
循环经济初探
上海不仅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走在前面,在资源循环利用上也大胆进行了探索。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上世纪90年代设立的老牌国家级开发区,在自贸区扩容后并入,现在承接着上海自贸区和科技创新中心两大国家战略。
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环境管理处副处长郭立芳介绍,过去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个出口加工区,以包括食品、药品、白色家电等制造业为主,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现在旧的制造业大多外迁,新四大支柱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和无人驾驶、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移动视讯和金融科技。其中,汽车产业规模达到千亿以上,移动视讯2017年斩获500多亿元营收,约占全国移动互联网视频产业的八分之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金桥管理局副局长马淑燕表示,开发区自成立以来,产业发展经历了规模扩张、功能拓展、能级提升、战略转移的历程,工业生态文明从“达标”排放到“节能减排”,再跨越到“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金桥开发区有上海最大规模的企业间水资源梯级利用工程。提供循环利用的中水的公司是可口可乐在上海的制造商——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申美”)。
“上海申美每天产生2000吨的中水,自用使用量只有500吨,其余1500吨中水只能浪费掉暴走哥。”上海申美制造总监骆超介绍,公司处理过的中水化学需氧量(COD)水平约20毫克/升,达到Ⅲ类水标准,可以用来冲厕所、浇花、洗车,也可以用作生产企业冷却塔的冷却水。
在与参观人群的交流中,上海申美产生了循环利用中水的想法。在上海申美的建议下,2012年,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了水资源梯级利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将上海申美的中水,通过中水管道,输送给园区内其他企业。其中,政府投资数百万元铺设了上海申美输送到其他企业的管道,受水企业自行投资改造内部设备。
上海市工业用水价格为5.8元一吨。骆超表示,上海申美处理一吨中水的成本为2元钱,以成本价出售,可以帮助用水企业减少成本。
截至目前,上海申美已经向上海夏普公司、西门子、诺基亚通信公司、理光公司、烟草机械公司提供中水。其中上海夏普公司和西门子现在已经外迁游琳姝。郭立芳介绍,园区正在考虑引进新的企业参与水资源梯级利用项目,以避免浪费已经铺设的中水输送管道。
骆超介绍,申美公司每年可向周边企业提供十万吨中水。截至目前,申美共回收中水约50万吨,向周边企业提供约14万吨中水,夏季中水利用量最高达800吨每天。
骆超表示,在参与水资源梯级利用后,企业享受到了排污指标减免,即1吨污水缴纳0.45吨排污税,上海申美一年用水量120万吨,相当于节省100万元人民币,企业既创造了社会效益也实现了经济效益。
来源:新京报、中国环境报
经济日报、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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